明代社會的特點是國家始終處在內憂外患之中。但是承襲兩宋特別是南宋以來商業貿易飛速發展的基礎，明代的商業非常發達，民間也因此變得富裕。明代玉器的發展變化也是與社會的變化相關聯的，從總體來看，明代玉器漸趨脫離五代兩宋玉器形神兼備的藝術傳統，形成了追求精雕細琢裝飾美的藝術風格。明代的皇家用玉都由御用監監制，而民間觀玉、賞玉之風盛行，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中都開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蘇州。同時，古玩商界為適應收藏、玩賞古玉器社會風氣，黨政軍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偽贗古玉器。我們現今還能見到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偽贗古玉器。我們現今還能見到大量這一時期仿制的“古玉”，甚至連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經被明肛仿古欺騙。

    明代玉器工藝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早期    明初玉器出土和傳世的均有佳作，風格繼承元代，做工嚴謹而精美。1970年南京市明汪興祖墓出土了玉帶飾14塊，碾琢隱起行龍，出沒于祥云之中，碾工玲瓏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但去龍的形象與布局均接近元代，玉帶板數量不符合明制。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東鄒縣朱檀墓出土了冕飾、玉帶、玉佩、玉圭、玉硯、玉筆架、玉杯等玉器，表現了明宗室親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狀況。這類玉器所采用的玉材光澤較強，碾工遒勁，磨工精潤，不重細部，明顯保存著元代玉器的遺風。但是嚴格地說，早明的玉器并沒有自己的風格，許多出土的精美玉器并沒有自己的風格，許多出土的精美玉器如上述的玉帶板應該歸入元代玉器的范疇之中，或者其原本就是元代遺留的玉器。

    中期    明朝中期的玉器趨向簡略，承襲元末明初文人文化的興盛，出現了具有文人色彩的玉器，如青玉松蔭策杖斗杯等。明中期玉器的加工與集散多集中于東南地域如南京、上海、江西等地。上海陸深墓出土白玉鐵拐李、白玉蝶、玉雞心佩、白玉帶鉤、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瓏，代表了地主、富商等人用玉的品種和作工。這一時期的玉器開始顯現出明代社會的特點，玉器的制作加工也可真正代表社會的特征。  

    晚期    晚期前期東南一帶社會穩定，城市經濟繁榮，民間富裕，因此玉器產量有所增加。當時蘇州制玉業代表著全國玉器工藝的發展趨勢，著名玉工陸子岡就出自蘇州專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帶鉤、玉碗、玉孟、玉壺、玉爵、玉圭、玉佩、玉帶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壺、玉爵等使用鏨金或珠寶鑲嵌工藝，更是絢麗多彩。當時古玉已成為古董（或稱古玩），是高價的特殊商品。商人為了牟取高利，便用劣質玉、摻色玉等廉價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古董，玉器數量激增，藝術上明顯變得粗獷，精工者較少，多與金銀寶石鑲嵌工藝結合。因明中晚期城市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海外貿易頻繁，整個工藝美術為商品生產和外銷所支配，于是出現了追求數量，忽視藝術的不良傾向。隨之，玉器工藝也出現了商品化的趨勢，玉器胎厚重、造型呆板、作工草率、裝飾繁瑣，流傳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壺、玉杯。在圖案方面與晚明社會風氣相符，符瑞吉祥的諧音題材甚為風行，這種“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圖案，首先是為了祈富，其次才顧及到美。晚期名工陸子岡所琢玉器反映了此期時作玉、仿古玉及文人用玉的交錯發展形勢。玉文化中的城市庶民、文人的成分與影響正在增強，這是城市商品經濟繁榮、玉器生產商品化的結果，也是我國玉文化的新變化。

    明代玉器出土較多，種類繁雜，主要包括圭、璧仿古禮器，生活實用器具，陳設玉器，玉帶板、吉祥佩玉等裝飾品。明代鏤雕技術高度發展，不僅可以在片狀玉料上雕出上下不同的雙層圖案，而且在鏤雕立體器物時兼顧里外多層紋飾疊錯造型，做工十分精細，達到整體完美和諧的效果，人們稱之為“花下壓花”。明代仿古玉也十分盛行，有的達到亂真的程度。明代玉璧紋飾有兩種，一是一面暾紋，一面乳釘紋；另一種兩面均為乳釘紋。玉圭規整，頂羰呈尖峰形，底部為長方形，紋飾主要有服釘紋和山形紋。明代佩玉與金銀、寶石鑲嵌結合，使其雍容華貴，光彩奪目，成為達官貴人的寵物，皇帝也佩戴玉飾。明代玉帶最為盛行，有明確規定，定制玉板20塊。玉帶板多長方形、方形和桃形，采用白玉雕琢。紋飾以云龍紋最多，也有素面的雕表多采用鏤雕。明代玉質器皿品種多，雕琢精美。主要有玉壺、杯、盒、碗、樽等，以玉壺和玉杯最為出色。另外還有玉璧、玉圭、玉如意、玉樂器、玉冊、玉供、玉神仙佛像、玉棋子等，可謂包羅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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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螭紋壓尺                ▲雙螭玉耳杯                    ▲玉龜


        

▲蟠龍紋紐玉印                   ▲玉象                     ▲玉鐲（一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