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銘文辨別器物真偽

    辨別青銅器物可以從銘文的真偽加以辨別，一般情況下，偽刻銘文大體上可分為幾下幾種情況：

    一、整器皆偽。一般都是仿西周時代的名件。如晉侯盤，將器形設計為高圈足，盤兩側獸頭耳，獸頭超出器口，腹部飾獸面紋，腹內底刻銘文550字，系篡改《尚書》、《左傳》內容而成，字體仿散氏盤，又參以石鼓文，書法拙劣。

    二、真器偽銘。即原器本沒有銘文，為了售得高價而在器物上補刻銘文。這類情況在兵器劍、戈類中發現較多，因平面器物容易刻鑿銘文。除平面器外，大口的器形如鼎、簋之類后刻文也比較容易。如商代晚期蛇紋簋，器物本身并無問題，但器形、紋飾與銘文，不可能產生于一時代，其腹內底五行銘文，乃是早期偽刻的實例。一些小口的器，要刻鑿長篇銘文比較困難，早期的做法是在原器上鋸片刻鑿好文字后再焊接上去。

    三、偽器真銘。這是因為原器已殘缺，有的只剩下了器的銘文部分，而古董商借此配了一個偽器，將原器的銘文鐫刻上去。

    四、增刻、鑲嵌偽銘。有的器物原來就有了銘文。但古董商人為追求利潤，在真銘的前后增刻了偽銘。還有的將銘文刻在銅片上，在器的內壁挖一相應的凹框，把銘文銅片鑲上。此類增、鑲偽銘的青銅器，有很多是真品。

    五、腐蝕法。商周時代的青銅器，絕大部分的銘文是用范疇的，便也有極個別是刻上去的。春秋晚期起，青銅器上出現了整篇刻上去的文字。原刻的銘文是青銅器脫范后不久刻的。因為那時沒有鋼刀，刻銘文是用做玉器的小輪子琢磨出來的，字口比較光潔，只有琢磨痕，而不會有刀痕，也沒有筆意。而后刻的銘文是用刀刻的，長的一筆竟要刻上三、四刀，那就一定會留下刀刃的痕跡。此外，青銅器經過若干年的埋藏，表面已經生成一層氧化層，原刻和范鑄的銘文，字口里也應有同樣的的氧化層。在氧化層上刻字，在字口上會出現爆裂的現象，有的在字口內還會露出青銅的本色。為了掩蓋這一缺點，作偽者就要做假銹。假銹的顏色一般是用漆調成，用各種方法將其填進去。

    鑒定青銅器銘文的真偽，還要懂得各個時代銘文的風格，書法結構、語匯文法是否符合，還有一些標準字形，也是辨別銘文真偽的參考依據。

從重量辨真偽

　　一般來說商前期器輕而薄，商后期器體重質厚，西周器渾厚銘多，春秋戰國之器比商前期輕薄精細，漢代器重拙粗矮。而宋以后的偽器絕大多數要比真器重、壓手。因為宋以后的偽器埋入土中的時間不如以前銅器埋藏時間久遠，受外界腐蝕程度也小，合金成分不一樣，胎質的輕重也不同。總之，偽器比真器重。

    故宮藏有一件民國時期偽造的商爵，高24.7厘米、寬17.8厘米、重1.12公斤。此此爵是京西六郎莊夏錫忠捐獻給故宮幾千件器物中的一件。夏錫忠在南河沿路西有一“局眼”（不是鋪面，是住宅可兼營業），當時家里很富，銅、錫等古玩都買，也都賣。但他不懂眼，買賣東西都看行家。青銅器看“同益恒”字號買什么，他就買什么；瓷器則看孫瀛洲。殊不知行家買真貨，而他有時買的卻是假的，此爵就屬這種情況。從外表看此爵很漂亮，是熟坑器，無地無銹，造型逼真。但行家拿起來一掂量，就發現壓手、過重；再細審腹部，獸面紋是偽刻的，鋬內腹側的銘文亦是偽刻的，并有走刀的痕跡，此爵無疑可斷為偽器。

    因此，從重量上去鑒定青銅器的真偽，其要訣就是偽器比真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