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站在云岡石窟露天大佛前，總會感到大佛相貌與龍門大佛明顯有別，寬闊的印堂、隆起的鼻梁明顯帶有歐羅巴人種的特征，夸大兩耳，鼻底一刀平切，寬肩細腰，衣衫透體等雕刻技法，相對于以神寫形的中原雕塑似乎也頗為陌生。是這樣的，云岡露天大佛所體現的，正是由貴霜帝國傳入中國的犍陀羅雕塑風格，帶有希臘藝術的血脈。這種風格對中國佛教造像影響深遠，更是絲綢之路開辟后，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最顯著的成果之一。

故事要從公元前3世紀少年英雄亞歷山大的東征說起，亞歷山大和他的馬其頓軍團馬不停蹄，征服了當時西方所知世界的絕大部分，最遠及至印度河流域，沿途留下了一系列希臘化國家，這令以寫實著稱的希臘雕塑播撒到東方。公元前125年，位于今阿富汗的希臘化王國巴克特利亞被翻越興都庫什山脈的大月氏人征服。因為占據新的土地，大月氏人才婉拒了張騫共擊匈奴的邀請，這正是我們在史書上讀到的張騫次出使西域的經過。雖然聯盟沒有結成，但并不妨礙此后大月氏人利用地處絲綢之路要道的地位，積極從事商貿，與安息人成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中介力量。

公元1世紀中葉，貴霜部統一大月氏五部翕侯，建立貴霜帝國，在迦膩色伽一世統治期間，疆域從塔吉克綿延至里海、阿富汗、印度河流域，實力強大。迦膩色伽與貴霜貴族篤信大乘佛教，廣建佛塔，因此形成了佛像需求很大的趨勢。在此過程中，貴霜工匠將希臘、波斯和印度本土文化結合起來，利用希臘雕刻技藝表現佛教題材，創造出了一種人物冷峻莊嚴、寫實程度高超、精神內涵深刻的佛教雕像，逐步形成了對印度、中國、東南亞佛教雕刻都影響深遠的犍陀羅雕塑風格。這其中包含兩個主要流派，一是以犍陀羅（今巴基斯坦北部）為中心，從公元1世紀活躍至5世紀，更多地借助于希臘、波斯等外來成分發展雕塑；另一個是以馬土臘為中心，它更多地遵循印度的藝術傳統。

佛像的創造是犍陀羅雕刻的一大貢獻。早期佛教避諱佛像的出現，故不塑造佛像，而是以菩提樹、法輪足跡等進行暗示。大乘佛教則開始允許民眾拜佛，受到希臘多神教中神人同形同性的影響，早期的佛像近乎以希臘雕像為模板塑造。一件現藏于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佛陀頭像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尊佛像雕刻于公元2世紀到3世紀，滑石片巖材質并加以彩繪。猶如一尊希臘雕像，略呈橢圓形的面龐，高高隆起的眉弓，與寬闊額頭連為一體的修長鼻梁，小且薄的嘴唇，都與今天我們在博物館能夠看到，也就是當年德國美學家溫克爾曼用“靜穆的偉大”歌頌過的希臘古典雕像如此相似。同時，又是一尊佛教造像，頂上肉髻象征著智慧，眉間白毫代表智慧的光源，這都是佛陀幾種代表性的妙像，技法高超的犍陀羅藝術家成功體現出佛祖沉思超脫的精神狀態。

如果說田野中的大型犍陀羅風格雕像，那最有代表性的當數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揚石窟，這里有兩尊世界上的立佛（世界上的坐佛是中國四川的樂山大佛）。巴米揚兩尊大佛都位于龕狀窟內，東邊一尊高53米，西邊一尊高35米，前者建成年代要比后者早1—2個世紀，后者已經體現出犍陀羅向更忠于印度傳統的馬土臘風格轉變的跡象。兩尊大佛堪稱犍陀羅雕刻的宏偉巨制，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寶飾煥爛”，可見當年盛景。時光荏苒，兩尊巨像已經歷千年風霜，進入21世紀后被徹底炸毀，修復工作希望渺茫。

隨著眾多傳授佛法的貴霜高僧東行，犍陀羅藝術也沿著絲綢之路進入中國。除了在鮮卑人修建的云岡石窟露天大佛上體現得最為清晰外，另在現存的眾多北朝乃至隋代造像上都可以覓得蹤跡。后又經中國傳至朝鮮和日本。當然，在中原造像中，為了更符合中國信眾的審美觀念，犍陀羅藝術又經歷了漫長的漢化過程。在犍陀羅佛教造像中均以男像出現的觀世音菩薩，在中原造像中漸呈“菩薩賽宮娃”之勢了，這種典型的例子出現在唐代。當我們今天回頭去看犍陀羅造像，會覺得其古樸新鮮，充滿異域風情，不應忘記的正是它在中國佛教造像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本原性范本意義。

在犍陀羅藝術的發源地，貴霜帝國不斷衰敗，直至公元3世紀被興起于波斯高原的薩珊王朝推翻。但是絲綢之路的故事并沒有中斷，商賈使節還在往來奔走，新的建筑與雕塑又將演繹出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