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青的孩子剛兩歲，夫妻工作很忙，雙方父母又在外地，只能請居家保姆來照顧孩子。但是兩年間，他們換了6個保姆，時間最短的一個只干了不到一個星期。保姆離開的原因五花八門，有的是偷懶耍滑，服務不到位被辭退；有的是嫌家務多、工資低，自動跳槽；還有的雙方都對上眼了，彼此關系也融洽，但因保姆的家事，雖難舍也只能說“再見”。在保姆來來走走之間，孫青夫婦不得不頻繁地聯系家政公司，物色新人選，這件重復而繁瑣的事情，讓他們心力交瘁。

    當孫青這樣的代獨生子女成家立業，并擔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責任后，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居家保姆，成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又非常頭疼的事。與此同時，這本難念的經也令家政公司深感焦慮。大連市家庭服務業協會副會長、大連好阿姨家政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姜延麟對此感受頗深，盡管保姆工資一漲再漲，但卻進入了“有價無市”的怪圈。3年前她手頭上的居家保姆有600多人，現在卻不足200人，而且在這些人中，與公司保持10年以上友好合作關系的不到一半，更多的是近年來從農村招來的新手，而且很多人在接受培訓后，干個一年半載的就放棄了。

    多年的業內經歷讓姜延麟深諳其中原因：表面上看，沒多少人愿意從事這一行當；從根本上說，除了農村政策越來越好導致進城務工人員數量減少之外，還在于家政行業沒有標準。在許多人眼中，保姆不是什么重要的技術活，撩起衣袖就能開工，只要雇主愿意，保姆就能上崗。如此定位帶來的問題很多，有些是保姆專業知識不夠，給雇主造成損失；有些是雇主太專橫，給保姆造成傷害。種種不和諧，讓人對這一行業的總體感受是，從業者工作不穩定、沒有保障、地位比較低下，所以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從事這一行業。

    居家，一種隱隱的痛

    “女兒今年高考成績不理想，還得再復讀一年，我再多堅持一年吧。”這兩天，41歲的居家保姆崔麗慧臉上多了幾絲愁容。除了擔心女兒的學業外，她心頭始終有一個難解的“職業心結”。

    崔麗慧是吉林四平人，為了供女兒讀書，10年前她離開丈夫和女兒來大連打工。她先后進入8戶人家，有的是照顧臥床老人，有的是照顧小孩，每天的工作雖然不少，但也談不上特別辛苦，每月工資也從800元漲到4000元。即便如此，崔麗慧還是盼望著盡快結束這份工作，早點回家。“久居他人屋檐下產生的主仆矛盾，讓我總感覺不太得勁。”崔麗慧說，保姆在世俗眼光看來就是個傭人，而且因為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剛開始接觸時都要仔細觀察，格外小心，生怕哪個環節被雇主挑剔。還有的雇主總是提防著她，有時甚至出一些花招考驗她，這讓她心中隱隱作痛。

    這種感受，并非崔麗慧獨有。我市幾家大型家政公司的10余名被采訪居家保姆，都曾遭遇過雇主的挑剔、猜忌，對雇主的滿意度較低。即便是有些雇主性格隨和，雙方相處很融洽，可一旦離開便不再聯系，人走茶涼的落寞，讓保姆都對這份工作缺乏認同感。

    融入，一道難解的題

    “如果可以選擇，我不會做保姆，一個外鄉人怎么可能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圈子？”來自營口蓋州市的李萍，今年52歲，她說：“每一個保姆背后，都有一個不幸的家庭。”這話雖顯武斷，但卻是包括她在內的相當多保姆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保姆圈里，像崔麗慧那樣家庭美滿的并不多見。我市居家保姆，大概1/3是離婚或喪偶的單身女性，1/3是尚未結婚的年輕女孩，其余的，不少是為了逃避丈夫和不幸福的家庭，才選擇做這行。

    李萍的老伴6年前去世，為了換個環境調節心情，她只身來到大連當起居家保姆。“我現在正照顧一個重病的老人，4年了，相處得很融洽，但畢竟不是一家人……”前兩天，李萍的小兒子從蓋州市來大連辦事，順便來看她。在外打工以來次老家來人探望，這讓李萍很興奮，她早早地出去和兒子見面，并想帶趕路疲憊的兒子回雇主家休息一會兒。但又怕雇主挑理，只好陪兒子到有空調的大商場歇歇腳。晚上，兒子乘火車回去了，望著兒子遠去的身影，李萍心里空落落的。

    一般來說，居家保姆一周休息一到兩天，而休息日卻反而成了他們無法打發的難熬時光。呂玉玲是瓦房店人，從周一到周五，她都會像女兒一樣帶著一位老人去買菜、遛彎，生活很有規律。周末，老人的女兒來替班時，閑下來的呂玉玲不知道自己該干嘛了。“干我們這行的都是進家服務，平時也結交不到什么工友，一旦閑下來，竟然發現自己連一個可以說話的貼心人都沒有，放假了能去哪兒？只能躲在屋里發大悶。”

    穩定，一個共同的期待

    保姆說走就走，流動性太大！家政工輕松炒雇主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花高價請保姆，還得看他們臉色，生怕他們撂挑子不干……對于居家保姆，許多家庭都是一邊倒地抱怨從業者忠誠度不高。在香港居住過兩年的市民趙先生發現，那里的居家保姆和雇主，對彼此的滿意度非常高。由于雇用雙方簽有明確的協議，很少發生“說不干就不干的”閃辭現象，因為保姆無故辭職的不守信用行為，會極大地影響其日后求職。

    作為雇主，他們內心無不迫切地希望能找到一個留得住的好保姆。其實，作為保姆，也并不覺得跳槽和閃辭是真的瀟灑，他們從內心深處也希望自己能夠安穩下來。

    “當了十多年的居家保姆，把兩個兒子都供養長大，先后結婚，再沒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如果有家政公司能幫我繳納養老保險，那就了。”姜淑華是莊河人，盡管保姆的收入大幅攀升，但始終無法消除她的危機感。剛邁入50歲門檻的姜淑華，由于帶小孩或者病重老人需要經常熬夜，看上去十分衰老。“如果年紀再大一點，可能沒人會請我了。”她一直期望，家政公司能給繳納社保。

    僵局，一場利益的角逐

    “去年，我從報紙上看到大連為鼓勵家庭服務業向員工制方向發展，開始實施社保補貼，這真是個好事。可快一年了，也沒接到家政公司為我辦理繳納社保的通知。”姜淑華對于目前我市家庭服務業社保補貼政策的進展情況，顯得非常急切，她說：“有了養老保險，等我到退休年齡后，每個月就能領養老金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盡管我市就業部門出臺了一些鼓勵政策，引導家政公司走員工制之路，但目前我市家政從業人員享受政府社保補貼的人員確實不多。

    一些家政公司老板坦言，和家政工簽訂勞動合同后，一個月要額外支付800多元的社保繳費，雖然按照政策規定，一半由政府補貼，但是必須穩定用工一年以后才能提出申請，這讓他們感覺資金支出的壓力太大，不如像現在一樣直接收取中介費更為簡單，而且少了勞動合同，也避免了許多用工風險。

    我市知名社會學者趙秀山分析認為，目前我市居家保姆行業確實存在不少亂象，歸根結底就是利益主導。他指出，我市大多數家政公司以“中介制”為管理模式,家政公司通過把家政服務員介紹給家庭雇主,每次收取300元~500元不等的中介服務費。因為服務協議不規范,導致雙方權益保障沒有依據,家政從業人員缺乏歸屬感，行業吸引就業的潛力大打折扣。而在香港和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家政的行業管理非常完善。比如香港的雇主和菲傭要簽署合約，并且要向政府繳納稅款，這些稅款用來處理這些菲傭的身份文件以及管理等問題。政府還明確規定了工資、基本居住條件、享有的勞工假期天數等。而在這些外傭以及香港本地團體的爭取下，中環，銅鑼灣等鬧市區，周末專門為她們開辟休憩場所，讓這些遠離家鄉的人們，可以有一個社交的地方。

    當前我們的家政市場確實存在不少亂象。許多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指出，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一個重要癥結是政府缺位，監管不力。“家政市場亂象由來已久，由于近幾年家政市場需求越來越大，導致存在的問題越發突出。”他們認為，有關部門必須嚴加監管，行業內部必須及時醒悟，只有盡快打破這種不合理的利益僵局，保姆之結才能真正解開。

    文/記者于艷新 圖/記者王華